献给每一位理想主义者和生活中的诗人

1848年的春天，在《纽约论坛报》的主编办公室里，霍勒斯·格里利，在一大堆需要处理的投稿和商务往来的信件中，打开了一封来自康科德的私人回信。信中这样写道：

My Friend Greeley,
For the last five years I have supported myself solely by the labors of my hands- I have not received one cent from any other source,…
For two years and two months, all my expenses have amounted to but twenty-seven cents a week…
致我的朋友格里利：
…过去五年，我全然依靠双手劳作维持生计，未曾从其他渠道获取一分钱…… 长达两年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周全部开销仅有二十七美分。…
…“两年多来，我一直独自住在树林里，在一栋完全由我自己建造、粉刷、铺着木瓦的漂亮房子里。”…

在几段细致的商务交流和对格里利给予的支持和帮助道以诚挚的感谢过后，

信末的署名写着——亨利·梭罗。

此时的梭罗，在书信和日常中，常被称为亨利·梭罗 Henry Thoreau。多年以后，他才逐渐成为与瓦尔登湖、森林小屋以及美国个人主义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象征。1848年的大多数读者，对这个名字还并不熟悉。他只是康科德乡间的一位年轻学者，偶有发表文章，登台演讲，生活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这样一个新英格兰乡村小镇之中。

对一个每天处理大量投稿的编辑而言，梭罗的小屋本身并没有特殊的浪漫意义。然而，仅仅几天之后，这封来自康科德的私人信件，却以《给年轻诗人的一课》（A Lesson to Young Poets）的标题出现在《纽约论坛报》的版面上。格里利保留了信中的主要内容，隐去了梭罗的姓名，同时加入了自己的评论。对梭罗而言，这是他的生活方式第一次进入全国范围读者的视野。

给年轻诗人的一课

我们不断收到年轻绅士们的来信，他们自认为生来就肩负着启迪世人的使命——“拨动回响的诗人琴弦”（strike the sounding lyre），或从编辑部的社论祭坛上，向一个有着一定教育基础又心怀渴望的世界传播智慧与指引。这些人通常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在我们这里工作？或者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版他们的诗歌？或者为什么没有机会以某种形式惊艳世人，并以文字谋生？——对于这个日益庞大的群体，我们想提出一个问题：”倘若所有想靠写作为生，或以商贸为生的人都能找到工作，那么谁来耕种那些必需的玉米和挖那些必不可少的土豆呢？”——然而，我们打算首先请他们注意以下这段摘自我们刚刚收到的一封私人信件的文字，信件的作者是一位截然不同的文学青年——一位博学的古典学者，一位真正的诗人（尽管他很少或从未写过诗），从未试图靠写作谋生，即便在美国，恐怕也没有六个人能超越他。能与他结下友谊，我们深感荣幸。在这封私人来信中，他轻描淡写地写道：

“过去五年，我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养活自己，没有从任何其他来源获得过一分钱；而且，我为此花费的时间却很少——比如春天一个月，秋天一个月——做的都是些最粗重的活儿，因此我可能比任何同时代的人都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可以从事文学创作。两年多来，我一直独自住在树林里，在一栋完全由我自己建造、粉刷、铺着木瓦的漂亮房子里，只挣我需要的那么多，并且专心做我该做的事。事实上，人不必付出那么多汗水来维持生计——除非他比我更容易出汗——他所需要的其实可以很少。两年零两个月以来，我的所有开销加起来每周仅为27美分，而我在各方面都感到非常满足和愉快。若一个人必须要用钱——而他所需仅仅是极少的一点儿数额——那么真正独立自主的挣钱方式，就是在白天，以自己亲手劳动的方式，每天赚得自己的一美元。我尝试过多种方式，凭我的经验，完全可以说，这样是可行的。

“学者们往往觉得自己有权抱怨，好像他们的命运格外艰难。我们听过太多关于在困境中求知的哀乐了——诗人饿死在阁楼里——文人依靠富人的资助，最终在疯癫中死去！是时候换首歌唱唱了。学者自诩比大多数人更有智慧，为什么不能偶尔下地干活，用他那超凡的智慧，让极少的物质也足以维持他的生活呢？智者不会真正不幸，否则，你又怎么知道他并非蠢材呢？”

——我们相信，我们这位朋友会原谅我们擅自刊登上述内容，因为我们深信此举的益处显而易见。我们无意将他捧成英雄。我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讽刺那些在拙劣诗篇中自怜、怠惰而懦弱的人——他们诅咒出版商和读者愚蠢，因为二者不愿抱以慈父般溺爱的价格将他们的滥情之作购入怀中，从而能让他们免于从事有意义的谋生劳动。正是他们的卑微，使我们这位独立的朋友显得与众不同，而只有当他们都真正自尊自爱起来，他的经历也就不会那么引人注目。

“什么！”其中一人说道，”你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必须锄地或挥舞大锤——除了粗重的体力劳动之外，其他任何生活就没有价值或光荣吗？”——不，先生；我们绝不会这样说。——如果有人被选中、被需要、被要求从事某种特别需要脑力的职业，那就让他接受，并以此为生。但普遍的原则是：劳动——生产食物、衣物和住所的劳动——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每个人都应该为此做好准备，并尽力完成自己的本分。同时，人也应该在有机会的时候学习、思考，并培养自己更高尚的才能；当有需要脑力劳动的职业机会摆在他面前，如果他有意愿且具备相应的能力，就应该把握这个机会。但如果仅仅将自己的思想”包装”成可以出售的商品，因为擅长写作而鄙视体力劳动，然后拿到市场上大肆兜售和叫卖自己的”精神商品”，以换取衣食——这是极其卑鄙无耻的。难道这个世界不应摒弃这种庸俗吗？

——《纽约论坛报》，1848年5月25日，霍勒斯·格里利

梭罗生活的时代，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信念：人的价值可以通过生产、财富和社会位置被衡量。一个年轻人进入社会，意味着进入竞争、职业和成功的轨道。文学青年也没有逃脱这种期待，他们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成为一种职业，希望才华能够转换成身份和收入。《纽约论坛报》的编辑部，经常收到来自这些年轻作家的信件。他们寄来诗稿，询问作品为何无人出版，询问自己的才华为何没有得到发现，也询问是否能够依靠写作获得生活来源。这些年轻人的热情并不令人意外。在那个时代，诗人仍然带有一种特殊的光环。他们被认为拥有敏锐的感受力，能够看到普通人无法看到的事物，也承担着表达时代精神的使命。然而，在格里利看来，这些信件中透露出的某些情绪值得警惕。一些年轻人似乎已经将“诗人”这个身份看成一种特殊的凭证。他们期待社会先承认自己的才华，再给予他们生活上的支持。恰恰是梭罗的这封信，让格里利意识到作为一位诗人，完全可以有另一种生活。

他称赞梭罗为：

“一位博学的古典学者，一位真正的诗人——尽管他很少或者从未写过诗。”

这句话成为《给年轻诗人的一课》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在格里利笔下，“诗人”在这里已经超越了文学职业的范围。诗不仅存在于语言之中，也存在于一个人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当一个人的信念、行动和选择保持一致，他的生活本身便成为了一首诗。在浪漫主义传统中，诗人常常被想象为一个远离现实的人，依靠灵感生活，与社会保持冲突。然而格里利看到的梭罗，却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诗人的特殊性，并不来自逃离普通生活，而来自面对生活的能力。

梭罗信中写道：

“过去五年，我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养活自己，没有从任何其他来源获得过一分钱。”
“两年多来，我一直独自住在树林里，在一栋完全由我自己建造、粉刷、铺着木瓦的漂亮房子里。”

尽管后来一些报刊编辑曾以调侃的方式，把梭罗的林中小屋描述成一种适合年轻人的夏季度假生活方式，但格里利并没有把它理解为一种浪漫的隐居选择。作为《纽约论坛报》的创始人和一位资深编辑，他真正看重的，是梭罗身上体现出的那种独立精神。这正是梭罗与那些年轻诗人之间的区别。那些不断向报社寄送诗稿的人，希望出版商发现自己的才华；而梭罗却没有依赖外界赋予他“诗人”的身份。

梭罗的生活方式之所以令当时的人们惊讶，正因为它与当时正在形成的社会价值发生了冲突。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社会价值迅速变化的时期。铁路向西延伸，工厂不断增加，商业活动日益扩大，个人成功越来越与财富、职业和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而在看似繁荣的另一面，自梭罗大学毕业的1837年，美国经济出现持续动荡。1837年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大量银行倒闭，商业活动陷入萧条，失业和贫困成为许多家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随后的几年里，美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经济低迷，人们对于财富、职业和稳定生活的追求更加迫切。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年轻学者决定用另一种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减少物质需求，通过亲手劳动获得独立，并将剩余的时间用于阅读和写作，并重新确立劳动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少劳动，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又需要保留多少闲暇，才能发展自己的思想。

“事实上，人不必付出那么多汗水来维持生计。”

这句话后来成为理解梭罗的重要入口。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勤奋工作通常意味着投入更多时间，获得更多收入，购买更多物品，并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社会对于成功的想象，正在与财富积累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梭罗却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种生活。他看到，人为了获得更多物质，往往需要投入更多时间；而时间，恰恰是一个人阅读、思考、创造以及体验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因此，他选择减少自己的需求。

这种选择，在格里利看来，具有教育意义。因为许多年轻诗人面对的问题，并不只是收入不足，而是他们对于文学身份的成功产生了一种依赖。他们希望自己的敏感、才华和理想能够自动兑现为社会给予的回报。

“诗人饿死在阁楼里——文人依靠富人的资助，最终在疯癫中死去！是时候换首歌唱唱了。”

这段梭罗信中的文字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19世纪文学传统中，贫困的天才、孤独的艺术家、被时代误解的诗人，长期拥有一种浪漫色彩。梭罗试图亲身打破这种固有的形象。他希望追求思想生活并不意味着同时逃避生活本身。

格里利最后引用梭罗的一句话：

“智者不会真正不幸，否则，你又怎么知道他并非蠢材呢？”
A wise man will not be unfortunate. How otherwise would you know that he was not a fool!

这句话挑战了19世纪文学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伟大的天才往往伴随着悲惨命运，而贫困、孤独和失败似乎成为证明天才的重要标志。梭罗拒绝接受这种浪漫化的苦难。他认为，一个人的痛苦本身并不能证明他的高贵；如果智慧不能帮助一个人处理自己的生活，那么这种智慧本身便值得怀疑。梭罗始终关注的是一种清醒的生活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很小的事情中：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自己为什么劳动，知道哪些欲望值得追求，哪些欲望只是社会习惯带来的压力。

《给年轻诗人的一课》发表之后，梭罗的生活开始被更多人思考。此前，他主要生活在康科德的文化圈中，与爱默生以及当地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保持联系。文章发表后，更多读者开始关注这位住在树林中的年轻学者，希望知道他的名字。梭罗也因此在随后的几年，陆续受邀到塞勒姆、格洛斯特、波特兰、林肯和伍斯特等地发表演讲。一个原本只在地方文化圈中被熟知的人，逐渐活跃在更广阔的演讲舞台中。

然而，这篇文章带来的影响，不止于此。有人从梭罗身上看到了独立、自持和清醒。他们欣赏这样一位学者，能够亲手处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同时保持精神上的追求；而另一些人则对此提出质疑：对于许多文学工作者而言，写作同样是一种劳动。文学创作需要长期训练，也需要社会环境提供支持。梭罗与格里利对于年轻文人的批评，在一些人看来过于尖锐，也忽视了文学工作者面对的现实压力。

这场争论后来延续了很久。人们不断讨论梭罗的生活方式：它究竟是一种可以借鉴的经验，还是一种特殊个人选择？一个思想者应该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文学创作者如何保持独立，同时又与社会建立联系？

在梭罗随后出版的第一部正式作品《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克河的一周》中，有这样一句话：

My life has been the poem I would have written,
But I could not both live and utter it.
我的一生，本就是一首我想写下的诗；
但我无法同时生活其中，又将其谱写。

梭罗一生的作品，多是散文，少量诗歌。“我的一生，本就是一首我想写下的诗”，仿佛回应了格里利多年以前对他的评价：一个人可以很少写诗，却仍然能以自己的人生成为诗人。